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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也是初為人師的Terri經常動怒或是說灰心,覺得實在搞不懂現在學生在想啥。剛聽她說時,我就有蠻熟悉的感覺,尤其在我剛回到台灣的這兩年。那時,在恩師許主任的期盼下,我一度以回學校為第一志願。

主任分派了不少的課程給我上,那我當然也就很認真去準備上課內容並認真思考,到底該給學生什麼才是合乎實際臨床需求,卻也兼具足夠有力evidence-base的知識。我花了很多時間,先是翻出自己當學生時代的共同筆記,再參照學生們手邊近幾屆的共筆來對照,想想自己會有興趣哪些,又有哪些是既乏味又有些過時甚至被淘汰的理論或想法,最後選出一些必要的範圍,以及我認為應該增加的東西。而我也經常跑回學校的圖書館去閱讀並消化一些指定的教科書,來釐清我自己的一些思路,還有重複辨正我所學門派的一些論點,看能否提供更多的選擇及寬廣些的視野給學生。而所有的keynote更是以我在外頭學會受邀演講的標準去製作,不縮水甚至更加豐富活潑,這一切的動力大概是因為我相信,教育下一代或許才是解決目前這個領域現存一些問題的基本解決之道,而教育,正是就要有走遠路的心裡準備。

我一度相信,這樣是值得的。是的,一度。不過同樣於Terri的,這幻覺很快就破滅了。從另個角度來說,也讓我知道過去的思惟已經不足以用來揣測這新一代的年輕人,更別說規範。然而如同Terri所說的,既然認同並相信教育功能的同時,是否我們就應該從自己去跨越時代,去鬆動 威 權 -這個自己過去大半時間都睥睨挑戰,而如今卻投身於中的玩意?(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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